惭愧，惭愧，一篇三千来字的拙作《尹瘦石书联》，引出了张金耀先生的一篇举错大文《关于梅尧臣及其他》（见中华读书报5月24日三版）举出了拙作中的七处文史知识方面的错讹，且处处坐实不谬。这些知识性方面的外伤和内伤，几乎达到了伤痕累累的程度。若无张先生明眼举正细心辨证，有些内伤（用张先生的话来说“是不易察觉的大误”）还将隐藏体内，不知何时又将引发出更大的毛病来。对此，我要深深感谢这位医术高明的张医师，是他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替我指出毛病。感谢之余，我反复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文史错讹？造成这些错讹的根源是什么？俗话说，除草要除根，只有挖出了错讹的根源，才能杜绝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错讹。故不揣浅陋书成此文，一来谢罪于张先生，二来谢罪于广大读者。
我认为造成拙作失误的主要原因是不求甚解想当然。
说句实话，关于梅尧臣其人其诗其文，我平时读得不多，知之也不多，只是多次翻阅过《古文观止·梅圣俞诗集序》，由欧阳修的这篇名文，才对这“少达而多穷”，“愈穷则愈工”的诗人梅尧臣产生无限的同情和景慕，由于景慕其人，我曾多次引用欧公对梅尧臣的身世感叹的名句，来讽喻当今文艺部门的执政者要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大胆选拔人才。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算了，可是我偏要在不熟悉梅尧臣整体生平行状的背景下，不了解欧公的这篇“名序”是分两段时间写的，序中的主要内容，是写于梅尧臣“被荐于上，赐进士出身，改太常博士”之前的1046年写的，也就是说，是在不明真相，不求甚解的情况下想当然地错怪梅尧臣同时代居高位的诗朋文友“没有人（包括欧阳修在内）举荐他”，并苛责欧公，“要说当时欧阳修地位也不低了，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如此高位的欧阳修对如此深知的老友都不举荐，还有谁来力荐！”
至于“退一步来说，梅尧臣果真当上了朝廷命官，当上了歌德派诗人，那么梅尧臣还可能是原来的梅尧臣吗？”这一段议论也是不符合史实，想当然地借题发挥，无的放矢了。
“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的这句读书消闲的名言，千余年来被多少旷达的文人视为圭臬，也深为我激赏。“不求甚解”作为一种读闲书的方式未始不可，但若用来治学著文，则不出毛病才怪。
造成拙作诸多失误的原因之二是治学不严犯迷糊。
首先，我请尹瘦石先生书的黄仲则联句，明明上联是“十有八九堪白眼”（事后我查对了尹书无误），我却马大哈地写成“十有八九皆白眼”，造成“八九”对“一用”的错对。
其次，《古文观止·梅圣俞诗集序》中“圣俞”两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却迷迷糊糊地抄成“俞圣”，偏要颠倒其名。究其迷糊的原因，由来已久，我自学生时代，最早读到梅尧臣的诗，就错将其名误读成“俞圣”，一锤定音，误读至今。在这里我要为所引的手头所藏的《古文观止》说一句公道话，我所引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1959年9月新1版，197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本，而不是当今胡乱翻印专为赢利的劳什子版本。
最后要说明的，我把梅尧臣与其妻刁氏的一段对话集成一联之事。实话实说，这段故事我也不是从欧阳修的《归田录》卷2中得来的，记得是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和作者大名皆已忘记，只记得文中将梅氏夫妇的对话集为一联，我是凭记忆记下了这付集联，也未查对原文，故而出现将“修书”改成“修史”，将“仕宦”改成“仕途”的事例。这倒不是犯迷糊，而是治学不严所致。与此相似的错讹是，我还把从西昆体诗派中脱颖而出的，开一代宋诗的梅尧臣，误成西昆体开派大诗人。
读了张金耀先生的大文，我赶紧到书店买了一本朱东润先生的传记著作《梅尧臣传》，细细拜读。朱东润是我35年前的大学老师，也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师。他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传记文学家，所创作的传记作品甚多，可惜学生不才只读过他的《张居正大传》、《李方舟传》。倘若早日拜读先师的《梅尧臣传》，也许就不会闹以上诸多笑话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见《孟子章句集注》公孙丑章句上）我本非贤圣，乃一介书生草民，却深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的道理。虽然学不到禹舜般的胸襟修养，却可以向子路看齐，闻过则喜，知过而改。90年代以来，先后已有辽宁作家王充闾、山东赵鸣礼同志、北京美术编缉王燕民等先生对拙作《张大千艺术圈》（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增订版）、《百美图》（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提出了诸多文字错讹，我已一一复信致谢。值此机会我公开地向对拙著拙作提出纠错举正的同志真挚地致谢致敬！
